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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德向度
张振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德实践逻辑以道德语境、道德旨趣、道德方案、道德动力为范畴的道德实践图式为起点,以人为核心,以生成和谐伦理关系为目标,是一个多维实践体系。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道德超越性,在主体上体现为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道德主体取代资产阶级道德主体,在内容上体现为以共产主义的最高道德形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狭隘道德形式,在实践上体现为以人本逻辑为依据的道德活动取代以资本逻辑为依据的道德活动。
人工智能体是主体吗？“无人化”背后的总体工人
刘伟兵;作为产品的人工智能体并未成为主体。人工智能体之所以存在法律、道德、情感、意识等主体特征层面的主体革命，实际上来自人工智能技术路径的社会协作形成的社会性主体总体工人的主体性赋予。对人工智能体的权责争论，本质上源于人工智能的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人工智能时代总体工人的主体革命在技术路径上为增强个体主体提供了技术可能，但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限制，又存在个体主体社会关系被异化的现象。
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基于网络化治理框架的解释
夏玉珍;杨永伟;"治理"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供给思维的转变,公共服务逐渐占据社会治理的核心并成为"元叙事"话语。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建构受到了社会治理历史类型的制约,形成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为治理理论发展的新形态,网络治理理论创新了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建构的新思维。网络治理理论,以信任和合作为组织间的核心协调机制,以政府、市场、社会如何基于一定的集体行动规则进行互动博弈作为其探讨的主题,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民生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城乡居民选举参与行为——基于川、鲁、粤三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东平;田北海;本文基于2019年课题组开展的城乡融合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系统考察了民生获得感对城乡居民选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民生获得感和政府信任是影响城乡居民选举参与的关键变量,对其选举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政府信任是民生获得感影响城乡居民选举参与的一个重要机制,并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政策启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政府需积极关注与回应城乡居民的民生关切与诉求,持续推进城乡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全体居民的民生获得感和政府信任,为其政治参与夯实政府心理认同基础。
“有编不用”与“编外用工”何以共生？——基于县乡权责关系视角的解释
庞明礼;于珂;"有编不用"是公共部门中拥有正式编制的人员少于核定编制数量,"编外用工"是公共部门通过人事代理、合同制等方式招聘无编制工作人员,二者看似相互矛盾,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却共存共生。政策模糊、选择性放权策略以及承接能力不足加剧了基层政府业已存在的有限权力与无限责任之间的矛盾,县级政府的选人权与乡镇政府的用人权分隔了本应一体化的人员管理权限,导致基层政府"有编难用""空编待用",进而"编外用工"。因此,要从县乡权责关系和基层治理效能的视角进行解释,实现行政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社区治理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转换——基于近十年来相关文献的回顾与述评
林磊;从分析框架的演进和转换的视角对近年来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依据对社区治理这一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及由此形成的在社区治理模式建构上的取向差异,可以把近年来社区治理的研究大体归纳为三种范式:一是"国家—社会"范式;二是"文化—认同"范式;三是"政策—过程"范式。这三个范式涵盖了当前社区治理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领域,对我们认识和研究社区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多元化视角,但也需要看到,现有研究还存在应然和实然、内部和外部、静态与动态等方面的争议和混淆,这对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出了要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的历史经验及鲜明特征
张艳国;修安萍;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话语形态，在中日民族矛盾激发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党外思想斗争激烈、党内形成成熟的领导核心的时代背景下，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鲜明指向进行新的话语表达和体系建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夯实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深刻总结蕴含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深入认识话语建构所体现的鲜明理论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不仅具有深化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新时代传承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历史经验，掌握规律性、把握主动性、体现时代性、提升自觉性，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空间重构与集体记忆的再生:都市中的乡土记忆
高小康;以广州市一条河涌岸边重构扒龙舟民俗空间为案例的研究,揭示了集体记忆空间的流动性与活化再生的问题。在异地重建的传统民间祭祀场所和龙舟巡游活动空间的重构,使得乡民文化空间与都市空间构成了"异时位"空间并置的当代都市文化体验。传统民俗作为地方性场景的内容植入到了现代生活空间,都市市民在经历了抽离传统的个体化过程之后又进入了一个回归社区共同化的循环。这种传统空间重构的条件在于海绵化社区生态壁龛与都市文化形成的并置关系。这是多样化并置共生的、可分享的优化生态关系,也是记忆场所保护行动的文化生态建设意义所在。
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模式及策略——基于案例比较的扩展性分析
杨宝;刘俊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协同治理成为回应复杂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如何助推多元主体持续参与协同治理？本文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发现社会组织助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协同治理模式及其策略集合：一是以“需求回应”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依托行政权威设计了“瞄准政策窗口”“塑造典型方案”及“借道行政承诺”的助推策略；二是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嵌入合作网络设计了“培植协同网络”“启动任务激励”及“设置可视反馈”的共同体生成策略。社会组织面对不同制度环境，选择了不同的助推策略。研究结论深化了社会组织微观行为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蔡小慎;牟春雪;在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交织的背景下,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部分,直接关系到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呈现出街居模式、居社分离模式以及社区自治三种典型治理模式,它们在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方面各有特点和成效。而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城市基层治理存在治理主体参与能力有限、探索模式差异演化、社会事务需求不一致以及社会组织发展不均衡等现实特征,对我国各地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选择提出了全新诉求。城市基层治理应根据城市发展所处的精英管制、效率管理和公民治理阶段出发,分别选择最适合的街居模式、居社分离模式以及社区自治模式,从而提升各地区城市基层的治理绩效,最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